我把郭志坚的外套摔在沙发上，一张城西墓园停车票飘出来，日期又是十五号。 他盯着电视，遥控器按得噼啪响。 我问，他说去钓鱼。 钓鱼带白菊？ 我没戳破。 第二天跟到墓园，松树后看见他蹲在墓碑前，肩膀一抖一抖。 他从怀里掏出一部旧手机，屏幕亮着。 我手机突然响了，儿子问我爸呢。 我没接。 风把纸钱灰吹到我鞋面上。 我攥紧口袋里的离婚协议书，心想，今天要是走过去，这个家就散了。 01 郭志坚退休那年，我五十五。纺织厂质检员的活儿干了三十二年，眼睛早花了，可看人还是一看一个准。他不对劲，从去年秋天开始。 每月十五号，雷打不动，早上七点出门，下午四点回来。 问他去哪，就俩字，钓鱼。 可哪有人钓鱼穿皮鞋的？ 哪有人钓鱼回来身上一股子花香味？ 我闻得真真儿的，不是香水，是那种刚剪下来的花枝子味，青生生的。 头一回问，他装没听见。 第二回问，他说我管得宽。 第三回，我直接把他的帆布包翻了个底朝天。 里头没有鱼饵，没有鱼线，倒有一张城西墓园的停车票，还有一张白菊花的收据，日期对得上，十五号。 我把票拍在茶几上。他看了一眼，眼皮子都没抬。 “你去墓园干什么？” “看个朋友。” “什么朋友？” “你不认识。” 我火气上来了。 三十三年夫妻，我不认识的朋友？ 我嗓门一高，他就起身去阳台，把玻璃门一拉，留给我一个后背。 那背我看了三十三年，年轻时宽厚，现在塌了，肩膀往两边耷拉，像两袋没扎紧的米。 夜里我睡不着，翻来覆去。 他倒好，躺下就着，呼噜打得跟公交车发动机似的。 我盯着天花板，想起退休前一年，他就不对劲了。 那时候还在开公交，每天回来脸色灰扑扑的，问他累不累，他就嗯一声。 退休那天，单位给办了欢送会，他回来把奖状往抽屉里一塞，坐在沙发上发了两个钟头的呆。 我问他怎么了，他说，没事，以后不用早起了。 可我看他眼圈红过。 第二天早上，我煮了粥，煎了鸡蛋。 他坐下来吃，筷子夹着鸡蛋，半天没往嘴里送。 我问他，是不是有事瞒着我。 他放下筷子，说了句，于秀芹，你别多想。 就这一句。 别多想。 我于秀芹这辈子最烦的就是这三个字。 我嫁给他那年二十三，他开公交，我挡车工，经人介绍，见了三面就领证。 说不上多爱，就是觉得这人踏实，话少，不花哨。 过日子嘛，不就是搭伙往前奔？ 可这半年，他往城西跑得勤了。我偷偷算过，他退休金四千二，每月十五号取两千现金。取完回来，帆布包鼓鼓的，第二天就瘪了。钱呢？ 我没问。 问了他也不说。 这些年我学会一件事，郭志坚不想说的事，你拿钳子也撬不开。 当年他弟弟借钱，他不跟我商量就给了五千，我闹了半个月，他愣是一句软话没有。 后来钱还了，他才说，那是我弟。 我收拾衣柜，在他那件旧工装口袋里摸出一张名片。粉色的，印着一朵小花。城西花店，薛妩。底下是手机号。 我捏着名片，指甲掐进肉里。 薛妩。 这名字我没听过，可女人的直觉比质检员的卡尺还准。 花店，白菊，墓园，每月十五。 这几样东西串起来，像一根针，扎在我心口上。 那天晚上他回来，我把名片放在饭桌上。他看见了，手顿了一下，然后端起碗，扒了两口饭。 “谁啊？” “花店老板。” “你怎么认识她的？” “买花认识的。” “买花干什么？” “祭拜。” “ 祭拜谁？ ” 他不说话了。筷子搁在碗沿上，发出轻轻一声响。我等他开口，等了足足三分钟。客厅里就剩挂钟的嘀嗒声，还有我胸口里那颗心，咚咚咚地撞。 “郭志坚，你是不是外头有人了？” 他猛地抬头看我。那眼神，我这辈子没见过。不是心虚，不是恼怒，倒像是我拿刀捅了他一下。 “你说什么？” “我说，你是不是外头有人了。” 他站起来，椅子往后一推，腿蹭着地砖发出刺耳的响。他盯着我看了好几秒，嘴唇动了动，到底没说出话来，转身进了卧室，把门关上了。 那一夜，我睡沙发。翻来覆去到天亮，做了一个决定。 02 我找了女儿郭玉娜。她三十三，嫁出去五年了，脾气随我，急。电话里我一说，她就炸了。 “我爸外遇？不可能！” “那你告诉我，他每月十五去城西墓园干什么？给谁送白菊？” 玉娜沉默了。过了会儿说，妈，你别急，我回来一趟。 她回来那天是周六，带着外孙女。郭志坚看见闺女，脸上松快了些，逗了会儿孩子。玉娜把他支出去买酱油，转头问我，到底怎么回事。 我把停车票、收据、名片一字排开。玉娜看了半天，眉头拧成疙瘩。 “妈，薛妩这名字，我好像在哪听过。” “你听过？” “你让我想想。”她咬着指甲，忽然一拍大腿，“薛建国！是不是薛建国？” 我心头一跳。 薛建国。 这名字像块石头，砸进我脑子里，激起一片浑水。 二十年前，城西公交撞人案，死者就叫薛建国。 我当时在纺织厂食堂听人说的，说那司机倒霉，雨天路滑，行人闯红灯，判了缓刑，单位给了处分。 “你爸当年开的那趟线，不就是城西环线？”玉娜声音低了。 我没说话。 手心里全是汗。 二十年前，郭志坚开的是17路，城西环线。 那年秋天，他回来脸色不对，